对最近吵的热闹的华福大会保罗新观（NPP）和君王福音发表一些看法。

神学上的事情不多说，也无法一次性说清楚，愿意了解的可以去看一些视频链接，包括油管上DK的最近三个视频，林慈信牧师的《再思保罗新观》系列，个人网站的信息汇总（“保罗新观” (New Perspective on Paul) - Cong Fang）。

保罗新观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是1970年代开始在西方知名神学院兴起，经过了50年被带到香港台湾，绝不是什么巧合，而是可以看到环境上的相似性。比起定义和辩论上的问题，我其实更想对整个产生这样观点的环境展开一个思考，到底是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和政治气候，把“保罗新观”催生出来的？

这种福音表述的趋势和之前讨论过的世俗化，政治生活，公共场域有关。先君王，后救主。这个论点里的君王，毫无疑问是非常政治性的表述。和自宗教改革以来的政教分离趋势不同，自16世纪以来，教会很少强调耶稣君王的一面，正是从宗教改革以来的政教分离以及因信称义的主导地位，让福音中十字架，罪，耶稣救主的身份成为重要内容，更相对缺少福音中君王身份的意义和应用。我并不是要反驳保罗神学中的因信称义的部分，也不反对从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以来的对福音，对因信称义的定义。我只是想再次重申我提到的观点，即，政治生活占据了生活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1970年代的西方：学术转向背后全是政治焦虑

为什么保罗新观在70年代能火起来？根本原因就是二战后西方整个政治与文化土壤变了 ：

去反犹主义的“政治正确”： 二战纳粹大屠杀之后，西方学界都在反思，觉得传统路德宗讲“基督教恩典 vs 犹太教律法主义”是不是给反犹提供了借口？于是桑德斯等人跳出来为犹太教“平反”，说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并不是靠行为得救，保罗反对的不是律法，而是犹太人的民族排他性。这刚好迎合了战后西方倡导多元包容的政治语境。

后现代身份政治： 60-70年代西方经历了民权运动和反战潮，古典自由主义强调的“个人向神认罪悔改”被扣上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神学界开始转向强调社群、群体边界。保罗新观把“因信称义”从“罪人如何免受审判”，变成了“谁才是上帝的子民圈子”，本质上就是身份政治在圣经研究上的投射。

“先君王，后救主”的帝国批判： 像N.T赖特这些人，大力挖掘保罗书信里的政治隐喻，把“福音”和“主”还原成对抗罗马皇帝的政治词汇，说保罗的核心就是喊“耶稣是主，凯撒不是”。这给当时对现实政治不满的知识分子基督徒，提供了一套看似忠于初代教会、实则极具政治抗争意味的话语工具。

从政教分离到为政治站台：变味的当代政治生态

这和从清教徒到二战前人们普遍支持的古典保守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截然不同。曾经的小政府，重视个体自由的政治环境一去不复返。如今的保守基督徒，已经不再呼吁回到曾经那个小政府的，政教分离的，放松对个体管制的政治生态。如今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争执，让基督徒必须为政治站台进行信仰表演，如今基督徒的政治立场是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政治表态。

如果你是生活在现代美国的基督徒，你需要投川普的票，可是回到200年前，美国建国初的时候，信仰坚定的基督徒会要求两党都不应该干预信仰自由，教会的主张只局限在教会内部，针对会友做纪律约束，并且反对任何一个党派和信仰挂钩的任何政治主张，而不是如今的哪个候选人支持基督信仰就能得到教会领袖的背书。

看到差别了吗？曾经的信仰要求的是完全的独立，并不依附于任何其他议题，也不试图为任何议题提供信仰标准。因为在一个信仰多元化的社会，要求整个社会的底线按照信仰标准去建立是不可能的，如果任何信仰要求按照自身制定规则，一定会和其他信仰冲突，因此和宪法的公民享有完全的信仰自由相冲突。教会的主张只局限于教会内，只是对于会友的教会纪律。“我是基督徒，我希望社会这样这样”的表述是非常傲慢且不切实际的，因为马上就会有其他教徒以相同的口吻回击，而问题就变成“宗教信仰自由与否“了。

信仰衰落因此想通过政治复兴信仰的西方世界

这几年的堕胎以及同性恋，教育等等议题都是如此。对非基督徒的普罗大众来说，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曾经的共同社会观念有相当一部分是基于过去两千年的基督教文化伦理上的，生命权，生而平等，个人财产不可侵犯等，这些不是其他古代文化固有的属性，而是通过基督教传播过程中深入人心的不辨自明的观点，在21世纪的后现代冲击下摇摇欲坠。

说个题外话，这也是中国文化一直被诟病的部分，没有能与所谓的普世价值，其实就是过去两千年形成的基于基督教文化的价值观相匹配。包括人权，产权，法治等等观念，离开了基督教，是无法找到一个托住这些观念的神学哲学基础。然而还没有等到中国文化开始改变，西方自己先抛弃了基督信仰的普遍价值，变成了现在这个鬼样子。

而面对这种伦理价值观的普遍冲击，和信仰的日渐衰败，如今的基督徒采用了非常天真的做法，就是和政治合作。认为如今信仰的影响力日渐衰落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将信仰传播到其他公共领域，因此产生了解放神学，产生了“七山策略“，产生了和政治联姻而不是传统的政教分离的主张，试图靠通过在政治上主张信仰观点的强势方式来复兴基督教信仰，这当然是痴人说梦，而现实也狠狠打脸了。

我们不谈川普作为国家领袖的所作所为，只谈论在传统价值崩坏下，基督信仰采用针锋相对的方式和政治主张，带来的并不是认可和合一，而是加速了包括教内教外的分裂。因为政治议题，要求信众去进行表态，联系信仰生活，把议题回应作为信仰纯正或是灵命好坏的标准，是不明智的。因为政治观点不能代表一个人信仰生命的表达；一个人的信仰表达，完全取决于其个人的生活行为，这部分不完全与他如何处理几千公里外某个陌生人的矛盾处境有关。基督教当然可以要求会友遵守基督徒生活的守则，但当基督教伦理不再成为社会的共同底线和道德基础时，这样的社会会走向何方？今天的欧洲给了我们一个预警，远远没有到最坏的地步，但已经无药可治了。

因此我们以及理清了如今的政治矛盾，恰恰是基督教信仰的衰落的结果。人们对基督信仰的厌恶，开始以群体性社会性的方式呈现，基督徒的地位马上又要回到罗马时期人人喊打的时候，那个要承认“凯撒是主”，那个不纹兽印就无法正常买卖生活的末后时代了。人们不愿意敬拜真神，也不愿意天上有个大他者天天看着他，死后还要审判他，人们想要的是无限的自由，而和人本自由针锋相对的就是真实的基督信仰，那个认耶稣作为君王的信仰。因此，我们不难发现，保罗新观和君王福音本质上都是信仰政治化的延伸而已 ，试图从信仰以外的地方重新得回失地，这是纯粹的倒果为因，慌不择路，治标不治本，并且对信仰造成了破坏。

既然是政治的延伸，我们就不奇怪为什么台湾和香港出现了集体的神学转向了，无非就是这两个地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属于政治上的焦点，处在风口浪尖的地缘政治夹缝中。生活在其中的信徒面对巨大的现实政治压力，传统的“个人得救、退隐祷告”无法满足他们的抗争和参与诉求，于是他们精准地筛选出了“君王福音”。希望耶稣来做王，那么可以推论，不希望谁在现实世界做王呢？并不难猜吧。至于大陆信徒，我们根本没有胆量在信仰上做出如此大胆的宣告，早就被政治压得喘不过气了。

未完待续

那么到底如何处理信仰和世界的关系，成为入世而不属世界的基督徒？如何留在世界边缘呢？我们需要看一些正面反面案例，并且总结前辈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