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几乎可以从任何一个系统性危机的爆发看到纠错机制的失灵或者失位。

首先，在金融系统中，次贷危机被反复提及用以阐述监管失灵的风险，但监管只是纠错机制中的一个部分，整个危机直接展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纠错机制问题，而背后反映出各方意志受到利益驱动下的反纠错和反监管的本能。从上游的国家政府政策制定反应迟缓，宽松货币政策长期低利率助长资产泡沫，到下游银行金融产品层层包装，信贷审批风险评估形同虚设，体系中金融监管下场套利和失职，评级机构受利益输送下的虚假评级，掩盖事实，以致最后整个金融业暴雷后的责任归属不清，无不违背了纠错机制中真实，透明，有序的原则。整个流程既有纠错机制空白和缺位的问题，也有原有监管体系和纠错机制失灵的问题。利益和欲望的狂热氛围掩盖了背后意志的趋同，失去了可以对抗的意志，如同一列高速运转的列车，无论转向何方，总归不可能安全的保持在中间地带，车速越快燃料越足，撞击时的后果越惨烈。

另一个典型例子则是封建王朝的更迭。东亚封建王朝的兴衰并非偶然，而是呈现出一种高度结构化的“历史周期律”。这种周期律正是纠错机制失效或缺位的典型体现，也即是我们在第一部分所提到的，一个起始无论多么完美的系统，缺少了纠错机制而导致的风险累计，最后也难逃系统性风险无力回天的结局。

而封建王朝周期通常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开国阶段-盛世阶段-僵化的中后阶段-衰亡阶段-新一轮乱世见英雄。

开国阶段，开国皇帝多为强人，从乱世中杀出血路平定天下，制度改革力度大（如科举制、均田制），官僚体系精简，吏治清明，社会秩序恢复，民众负担轻，土地资源充足，经济迅速恢复，国力上升明显。

盛世阶段制度稳定与经济繁荣，政治制度趋于成熟，经济发展进入黄金期，人口增长，文化繁荣，国家威望提升，官僚体系扩张，但仍能维持基本效率。

中后期制度僵化与资源紧张，官僚集团利益固化，改革阻力加大，土地兼并严重，民众负担加重，皇权逐渐依赖宦官、外戚或藩镇，权力分裂。

衰亡阶段：中后期的系统性风险累计，内忧外患与社会动荡，天灾人祸频发，继而引发财政崩溃，军队腐败，农民起义、地方割据、外族入侵频繁，皇权失控，最后难逃王朝覆灭的命运。

四个阶段的纠错能力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而到了中后阶段已经出现僵化现象，也就是纠错能力下降到阈值水平以下，导致纠错机制无法正常运行，进而引起系统正常运行受阻，风险逐渐累计，因此，封建王朝的中后期已经出现了种种无法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最终会以整个系统瓦解作为代价。

以上两个例子的不同之处，除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外，更深层的是治理体制重要的底色，“人治”还是“法治”。“人治”体制下纠错机制的必然困境，即个人拥有超强裁量权时，形式化的纠错条款往往被视为“可跳过的程序”。一旦个人试图以意志压制流程，即便制度再完善，也难以落地执行。因此，以“人治”为核心的体系注定无法依赖自身逃避纠错机制失位的风险。

然而从现代金融危机的启示中也可以看到，即便拥有监管体系和决策公开透明，人群的意志依然能够形成绕开纠错机制的趋同，引发系统性风险。大多数纠错机制在未被建立或失常时，归因并不仅仅是管理者个人意志的凌驾，而是制度与执行层面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便在以“法治”为核心的体系下，也无法完全摆脱因人的意志外显的执行不力、利益冲突或文化氛围等现象导致的失效必然性。

即便是拥有完善的制度和技术，依然无法制约人在体系中的作用。只要存在试图对抗整个纠错机制的人类意志，即绕过监管和技术壁垒的能力，就不存在无懈可击的纠错制度和技术。我们依然无法回避，人始终是系统中既创造价值又制造风险的关键变量，彻底移除人的作用既不现实，也剥夺了系统创新、判断和伦理修正的能力。

因此，比起试图为一个复杂的系统设计更复杂精细的纠错体制，更重要的是让体制中的个人拥有健全的个人反思和纠错机制，这种机制试图对抗的就是人在系统中的意志性风险。从个人自身开始，延伸至个人与系统的关系，由此来预防由个人和群体意志扩张对整个系统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