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整个 90年代日本处于有史以来大学毕业人数最高的时期—1968年至1977 年是日本的生育高峰，这波婴儿潮在90年代转化为大学生就业潮。90年代日本大学毕业人数整整比80年代多出40%，而过量的大学生供应恰好遇上了日本就业冰河时期。由于当时恰逢大学生失业潮，在就业难的背景下社会掀起了一场持续多年的考研热，研究生报名人数仅4年就翻倍增长。1980s–1990s 基础上扩大大学与研究生招生；但此后考研潮愈演愈烈，导致研究生出现过量供应。最高峰时日本国立大学毕业生考研比例竟然高达60%，虽然政府多次调整政策，但最终这场硕博大扩招却演变成了学历大贬值。1990s–2000s 本科与硕士规模快速增长（劳动力市场对高学历溢价下降），同时专业学位占比上升，导致“文凭贬值”的市场信号（硕士供给增加短期内拉低边际回报），很多学生选择读研更多是将其视为“经济冰河时期”的就业缓冲地带，而非出于对学术研究的热爱和追求。因为招生人数过多，学校不得不降低毕业标准，因为毕业过于轻松，大大降低了大众对研究生的认可度。

日本研究生招生与在学数量

中国（来源于知乎用户@平凡，推荐关注）：

2000年招收博士生约2.5 万人、硕士生10.3 万人，在学博士生仅6.7 万、在学硕士生23.4 万；到了2024 年，博士生招生17.11 万人、硕士生118.57 万人，在学博士生达67.63 万、在学硕士生341.92 万。二十多年的增长分别约为7 倍、11 倍、10 倍和15 倍，显示出研究生教育的跨越式扩张。

• **2000—2015年：**学历处于”吃香红利期”，硕博几乎就是铁饭碗入场券
• **2016—2020年：**学历价值进入”转折期”，扩招加速，稀缺性开始减弱
• **2021年至今：**学历逐渐”不吃香”，数量过剩，单凭学历不再保证高薪和稳定，需要能力、科研成果、跨界竞争力来区分

中国的高校同样面对着财政困难，教育水平下降的问题。即便在中央财政对教育支出只增不减的背景下，因为高校内部等级差异过大，导致高校间的财政不平衡问题。以清华北大为首的教育部中央直属高校相对资金充裕，而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投入水平偏低，生均拨款不足，差异逐渐拉大。问题早已体现在招生学费上，双一流院校学费较低，而一本以下的普通本科和专科院校学费普遍更高，学费高并不意味着教育质量高，反而可能是财政压力转嫁给学生的结果，其教育质量反而更加堪忧。因此我们可见部分高等院校逐渐开始“高中化”，为了更多对学生进行管制和增加财政收入。缺少了财政拨款的学校，生源变成了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维持学校办学的因素，当然叠加上时代和文化背景，这才导致出现了当前许多高校的乱象。当学生的未来不再是学校的考虑因素，而变成了下金蛋的鸡，入学后的命运就不是学生群体能掌控的。

至于专科院校的问题更为复杂，即便在“学历贬值”的背景下，社会仍对专科存在歧视，根源在于传统文化的“重学术轻技能”、就业市场的学历筛选机制，以及专科教育与产业需求脱节，就业压力剧增的情况下，部分对口专科专业展现优势，迎来了属于它们的独特机会，但是和海外蓝领工人需求增加，工作环境保障良好不同，中国仍有数亿大量低技能岗位蓝领工人，尤其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领域。就业市场对高技能工人有需求，但专科院校培养的学生往往技能不足，无法满足企业要求。而蓝领工作的工作环境和职业规划依然没有得到改善，大部分工业岗位依然是高风险重体力高强度的消耗性工作，几乎等同于“用生命换金钱”。

和日本相同，如今的中国高校生也面临着待遇差，就业难，师生关系紧张，竞争压力极大的问题。中国的硕博普遍待遇低，国家助学金补贴硕士6000/年，博士生15000/年，而其余工资取决于高校和导师水平。师生关系和学历扩招以及高校政策相关，随着高校缩编和对青年教师的考核压力增大，这种压力也会从教师端传导至学生端，特别是曾经以高校教职为目标的博士群体，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和就业难题。